咸阳市渭城区志

《渭城区志》序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唐代诗人王维咏叹过的渭城,古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千年前,本区辖境曾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汉唐时期,又是国都长安的京畿要地,是“丝绸之路”西行的首驿。今日遍布区境的文物古迹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余年来,这块神奇的土地重振雄风,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现代文明熠熠生辉。我国西北地区的纺织工业基地首先在这里崛起,继之而起的是百余个工业、商业、科研、教育单位。近几年扩建的渭河发电厂、新建的长庆油田咸阳助剂厂和民航咸阳机场,使本区呈现出更加繁荣兴旺的景象。渭城区建立以来,中共渭城区委、区人民政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按照建设城郊型经济的战略方针,积极带领全区人民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经历了打基础、上台阶、迈大步几个步骤,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所有这些古代兴衰和当代革命奋斗业绩,在志书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历代记有渭城区地域史实的志书,现存者有明代的《咸阳县新志》清代的《咸阳县志》、《咸阳乡土志》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重修咸阳县志》等,这些志书内容偏重人文,其立场、观点主要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渭城区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来反映渭城全貌,编纂者基本做到了思想性、资料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值得庆贺。

《渭城区志》即将付印,这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取得的一项文化基础建设的重要成果。这部横及百科,纵贯千古的社会主义新志书,为人们,特别是渭城区的每一个人,进一步了解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翔实生动的资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文化遗产。

目前,渭城区30万人民正在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我们相信,这部志书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更加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共渭城区委书记 王一

1992年2月

《渭城区志》序二

佘树声

先秦时期的历史著作,还不曾有一个统一的表示内容的普遍适用的名称概念,故历史著作或称为“ 志”,或称为“记”,或称为“书”,或称为“箴”,或称为“谱”。又如,记载诸侯列国的历史名《国语》,记述战国策士言行的史书名《战国策》,鲁史 叫 作《春秋》,楚史又叫《梼杌》,如此等等。就拿司马迁的《史记》来说,最先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史记》——将“记”同“史”联系在一起成为司马迁这部历史著作的专名,是东汉桓帝后的事。历史的著作在称谓上的不统一实则反映了先秦时代历史著作的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以及宏观性与微观性并存的多样性特点。如既有以《左传》、《国语》所代表的普遍史,又有记述社会不同领域历史活动的专门史,如作为政治史的《尚书》,作为外交史的《战国策》,作为谱牒史的《世本》等。然而,也应同时看到先秦史学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仅只具有自发的和朴素性的性质,它还不曾达到历史意识的自觉。

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是司马迁《史记》的出现,《史记》是我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史记》体现的是:(1)宏观整体史(国史)同微观地方史(诸侯王国史)的统一;(2)普遍史同专门史的统一;(3)古代史和当代史的统一;(4)上层统治集团同平民黎庶的统一。这四种统一,即是司马迁为史学和历史编纂学创造和奠定的八方双向同构互补结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史与地方史双方的同构互补,便是上述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模式的创造,体现了司马迁史学意识的自觉,同时也是我国史学发展意识自觉的体现。

统一而兴盛的唐王朝的建立,给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在唐代被赋予官方认可了的正统意义的“四史”命名之后,虽然司马迁《史记》居于了正统史学的开山祖的地位,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灵魂,司马迁所创造的史学模式,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官方史学割裂和抛弃了。对于司马迁思想的抛弃,首先表现在班固对他所提出的“上纲”的批判上,班固写道:“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通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差贱贫,此其所蔽也。”到了唐代,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了对历史著作的控制。官方编修的“正史”,不仅抛弃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灵魂,而且抛弃了司马迁奠定的史学著作的史料基础和史料学传统,即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使“正史”的编修撰著,仅以史官记载帝王言行起居的注记为基础,以故司马迁所创立的八方双向同构互补史学模式的被抛弃,便实属必然的了。

“正史”从司马迁《史记》中所汲取的仅只剩下了纪传体史学记述人物的三个等级层次,即: (1)记述帝王的“本纪”;(2)记述王侯外戚的“世家” ;(3)记述将相官僚的“列传” 。由于封建史学特别是唐代以来的封建史学,抛弃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精髓,抛弃司马迁的史料学传统,抛弃了它的八方双向同构互补结构模式,致使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正史”,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了。这不仅是司马迁的悲剧,同时更是中国史学的悲剧,这一切都是适合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主义的需要而产生并为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是停滞不动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宋代便开始进入了前商品或准商品时代到来的前沿。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萌动虽然受到重重的阻滞,然而这一历史的自然前进的潮头却是难以逆转的了。同这以前商品时代到来的汛期相适应,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或是从政治角度,抑或从文化的意识的发展角度来看,无不在呼唤着先秦史学中业已以朴素的形式存在着的和在司马迁史学中被自觉意识到了的“地方史”回归。这当然不会是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地方史”的在更高层次上的和更高意义上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记述地方史的方志诞生了。宋代便是我国方志的初期,经过在明代取得的巨大发展,清代到了旧方志的全盛时期。方志的存在和发展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架起了一座整体史(国史)和地方史(区域史)互补互通的桥梁,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重新奠立了整体史(国史)与地方史同构互补结构模式。然而,也应看到旧方志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的是史学思想的陈旧落后,一方面是封建正统思想的俘虏,一方面又是封建“正史”的附庸。其次在对地方史记述的科学性上,在记述的深度和广度上等,也都有明显的欠缺。

自1 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编纂新方志的方案实施以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将陆续出版发行。新编方志的完成为我国的方志史学创造出了新的辉煌。由此开始了我国历史学的整体史学的整体史与地方史同构互补模式奠定的新时期。新方志的编纂带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大繁荣,而且也必将进一步地推动我国史学向更加繁荣之路迈进。

大中城市的区,在建制上多数相当于县。但作为“区志”却有着不同于“县志”的特点,这是由于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一般地看它的特点大致是:(1)它处于大中城市与大中城市所属县的交叉点上;(2)它处于它与统辖它的大中城市的交叉点上;(3)它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交叉点上;(4)它处于工业与农业的交叉点上;(5)它处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在上述特点的决定和影响下,它还存在着三种强列的反差:(1)文明、道德同非文明、非道德之间的反差;(2)富裕同不富裕之间的反差;(3)发展同滞后之间的反差。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编纂“区志”的难度,而“区志”撰写得成功与否,便直接取决于对上述特点及“反差”把握得准确与否。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编修《渭城区志》还有着它的特殊的难度,这是因为渭城区的建制始于1986年12月,《渭城区志》的下限被限定在1992年。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一个历史的瞬息。记述这块272平方公里面积上的三千年历史时间内所储存的历史的画幕,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作这样的记述又是为渭城区特殊的历史与地理定位所决定了的。因此,我们从《渭城区志》所看到的是:从秦始皇巍峨的宫殿到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从丝绸之路上的咸阳古渡到起飞波音飞机的咸阳空港,从清代的“琥珀糖” 作坊到西北第一棉纺织厂,从“渭城朝雨”遍洒的杨柳客舍到现代宾馆,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历史的辉煌见证与现代化的飞速进展,无不被包容于《渭城区志》之中,无不被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该写的都写了,而且被写好了,这是《渭城区志》的成功。

我曾经参与了《渭城区志》编纂规划的讨论,当时即对区志主编王鹏超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编好这部志书怀有完全的信心。但当我看了这部区志的最终成果后,令我欣喜的是,这部志书的成功,竟超出于原来的预想之上。

我以十分欣慰的心情祝贺《渭城区志》的成功和它的出版。

读者是“上帝”,读者的评判才是最终的评判,愿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它。

1994年4月14日

于陕西社会科学院寓所

《渭城区志》凡例

一、《渭城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记述辖境内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达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目的。 二、志书上限,一般始于1987年建区之时。为了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某些篇章内容记自事物发端之日;下限止于1990年底。为了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概述》、《大事记》、《政权》卷亦延至1992年。

三、区志坚持详今略古,以今为主,突出建区以来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按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的要求,分别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如实记述。

四、志书中交叉重复在所难免,但在考证、运用资料时,着重从专志的角度进行了通盘考虑,尽量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交叉。

五、记年表述,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在括弧内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地理名称一般采用现行标准地名,古地名必要时注明今地。文中“解放后” 系指1949年5月以后。

六、渭城区建立时间短,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没有立篇,在各专志中分别记述。

七、《大事记》主要记述1987—1992年底之大事。据志书要求,辖境内大事绝非自1987年始,故古代、近代、区建立前的大事,择要记述,以承上启下,通贯古今。

八、《渭城区志》以卷、章、节结构。全书共22卷,105章,282节,约100万字。志前列《概述》、《大事记》,志后缀《附录》。

九、志书文字表述使用记述体语体文。表述中凡引用古籍、文献原文,均注明出处。一般资料,大多不注。

十、《人物》卷,坚持正面为主,反面为辅,收录本籍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人士,兼及虽非本籍,但在当地政绩卓著或成就斐然的人物,有影响的能工巧匠、民间艺人也收录入志。本次修志,由于时间、人力限制,一些人物尚未收入,只好待以后修志时补录。

十一、志中地名多次出现音同字相异的现象,如东耳村、东二村,左所、卓所,灰堵村、灰渡村、辉都村等,究其原因,系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不同称谓,为保持其历史原貌,故未按现标准化地名统一。

《渭城区志》编后记

《渭城区志》的出版,是全区干部、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区志的编纂,是本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首次修志活动。志书从初稿到定稿,其间六修篇目,八易其稿,历时五年,凝结了全区上下多少人的心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对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区委常委多次研究修志工作;区政府1989~1992年先后3次发布文件、组建和充实修志机构,多次召开区志编委会扩大会议,解决人力、财力等 问题。原区委书记王一同志,区委副书记田钊、裴育民同志事事过问,时时关注编写工作,为完成志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印刷又得到应志治区长、马祝维副区长多方筹集资金,鼎力支持,方得出版面世,成就了渭城这一大喜事。

志书在编纂过程中,还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冀东山副主任、董剑桥处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余树声教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常委杨静琦教授,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鸿杰等同志,对志书的篇目设计、体例结构、语言锤炼等,均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兄弟县、区的宝贵经验,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本区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他们不仅是渭城当代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再现渭城历史的支持者。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缺乏修志经验,加上时间仓促,错误、遗漏之处实属难免,敬希志界同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咸阳市渭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6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