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县志

《潼关县志》历代修志述略

《潼关卫志》，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者：杨端本，字函东，又字树滋，潼关卫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山东临淄县知县。任职期间，“以廉明称”，开淄西龙首渠，久涸温泉，至是涌出，“淄人名日杨公泉”，著《潼水阁诗文》十六卷。去职返里后，“潼商道高梦说延修关志”。杨端本，在志书序言中写道：“夫志者，纪事之乘也，自班孟坚创志地理，后世郡即有志，州邑有志，而关志则寥寥不概见……。昔人谓：关门固，则全秦固；全秦固，则京畿固。潼关者，九州之枢也，乌可不志?……”而“潼关历经变乱，兵火焚劫，无论典册图志，荡毁无存。”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余于华郡得残帙……。依据残卷，广搜博询，逸者搜焉，残者补焉，断者续焉，草编成稿。”《潼关卫志》，民国二十年（1931）重刊版本，上下两册、三卷，约7万字，篇目无序号，竖排无标点。卷首，依次有自序、他序、重刊序言，有治图、境图、编屯图、形势图、古关图和八景图；卷末有跋文；卷中有地理、建置、禋祠、田赋、官职、人物、选举、兵略、艺文，共9纲、63目。上限参差，地理自禹贡，兵略自汉始，一般记述起于明代“建关守卫”和移民迁徙定居。文言文体，语句简约。记述内容，重兵略、艺文，两志篇幅接近全志的60％；地理、建置、田赋等四个志篇幅占20％；官职、人物、选举占20％以上；民俗、群众生活、经济记述极略；人物生卒、籍贯大多不详。唯地理、建置的记述，为今研究潼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依据；兵略记述重大战争有22次之多；艺文有诗、赋、记、传、序、赞、铭、文等百余篇。文学家王士祯（1634—1711）称《潼关卫志》“简核有体，可备史家掌故，盖善志也。”

《潼关卫志》，后称“旧志”、“前志”、“康熙志”，民国二十年（1931）重刊时，书名《潼关县志》，其原本无迹，重刊本存北京、陕西省图书馆、县文化馆。县志办有重刊本、复印本各一部。

《续修潼关厅志》

《续修潼关厅志》，成书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总纂：向淮，四川省华阳县人，监生，潼关厅抚民同知。编辑：王森文，山东诸城人，嘉庆丁丑（1817）进士，商州雒南县知县；采访、总校、分校39人。

《续修潼关厅志》，无原本。民国二十年（1931）重刊版本，上、下两册三卷152页（双面）7万字左右。卷首有总纂自序、编志人员名录、关城图、目录；卷中依次设地理、建置、禋祠、田赋、职官、人物、选举、兵略、艺文，除兵略志改为兵志外，篇目与《潼关卫志》基本相同。志有“第一、……第九”序号，纲目无序号，竖排无标点。记述内容，多为《卫志》所见，除列有补遗，承袭项目外，一般记述起于明代，当代记述简略。兵志第八，附有“十二连城关隘图”；田赋志第四，记有地税、当税、牙税、盐课；官职、人物、选举三志计100页，占三分之二。其中：烈女32页，占全志20％，占三志的30％。人物事迹叙述较多，生、卒年月、籍贯多有不详，地理、建置等记述简略，工、农业生产等经济记述缺门。

《续修潼关厅志》，由于内容多见于《卫志》，其作用不被人称道。泛称《续志》、《厅志》，重刊时书为《续修潼关县志》，其存量与《潼关卫志》相同。

《潼关乡土志》

《潼关乡土志》，成书具体时间不详。从序言中：“……然自嘉庆丁丑至今丙午，又近百年矣。”知其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书一册，手抄本，无作者姓名，无凡例，无目录，亦无纲目序号。简序之后：历史、政绩录、兵事类、旧录、户口、氏族、实业、地理、古迹、公署、学校、关隘、陵墓、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山、水、路、物产、商业等项共84页（双面），约4万字，其中，政绩、孝、友、节、烈尚有简况，生卒、籍贯不详，计有32页，接近全书的40％。

《潼关乡土志》，本县人知者不多，也无存书。1984年，县内共存复印本三册。

《潼关县新志》

《潼关县新志》，成书于民国二十年（1931）。作者：赵鹏超，字冠青，本县青云湾人，举人，宣统三年（1911）任甘肃省陇县知县，后任白水县县长。著有《佛崖集》。参加修志的采访、校对、催款21人。作者自序中写道：“夫志之果有重于世者何？非以其备一县之史耶！同一人也，胡为而足彰既往；同一事也，又胡为而不谬将来？此非深明乎义法者，又恶足以知之。…”县长罗传甲序：“过客东西来者，莫不征求县志，争以先睹为快。然旧志之存者，止一二帙，愧无一应也。……至于今日一百二十年之掌故，尚付阙如，予尝引以为恨！因请赵先生冠青出而纂辑之。……”因此，冠青“……今年夏，予返自青门，避暑象山，因取初续两志，少加损益，并附以近世之所见闻者，略序撰之，成今志。”

《潼关县新志》，铅印版本，上、下两册共126页，约6万字。卷首有他序、凡例、目录、自序（未注自序）、修志人员名录、县图；卷末有催款人姓名、跋文；卷中设志，无序号，竖排无标点。记述内容，凡例中说“篇内资料，多取旧志。”详古略今，“近世之所见闻者”极略。民国历时20年，县长有其名目者仅三人，人民群众经济生活几乎未述。尤重人物记述，也是仅录其名。官师、选举、人物三志计62页，占全志接近一半，而人物志则为36页，占三志一半以上。记述节妇500余人，孝友、忠烈、高士等独录其名的200人之多。《新志》和前两志比，虽属文言文，却近乎现代语言；志前或志后，似有综述语段；篇目安排，依当时事物规律设计。赵鹏超在目录后综述：“……夫县何以始？始于有疆域、城池也，故志先地理，作地理志第一；有地理而后有官署、学校，以资建设，则建置尚焉，作建置志第二；建置既定，政事斯兴，田赋者政之大者也，作田赋志第三；田赋之中，户口系焉，教养之责，惟官师是赖，作官师志第四；官师立而教化行，地方之人物于是乎出，作人物志第五；人物之兴，其用世也，进取殊途，作选举志第六；选举治平事也，逮于乱世，潼关为三辅门户，固用兵者所有事焉，作兵事志第七；以上诸端，不有记载，胡垂久远？故终之以艺文，作艺文志第八。凡八篇一县之事大略俱矣。”故县长罗传甲在序言中说：“…吾知其于方志之义例，必能得其奥蕴矣。”

《潼关县新志》，后称《新志》、《民国志》。除国内、省内图书馆存书外，华阴、潼关农村散存约10部，县志办征得一部后，复印两部，现共存三部。

（录自现存志书复印本）

《潼关县志》后记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本县编修地方志，始于明正德年间潼关卫兵备道张和纂修的《潼关志》。因历经战乱，兵火焚劫，志稿失存。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杨端本编修《潼关卫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潼关厅抚民同知向淮编纂《续修潼关厅志》，民国二十年（1931）县长罗传甲主持，举人赵冠青编修《潼关县新志》，其间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潼关乡土志》（手抄本），现存志书4部7册共27万多字。这些志书的记述内容，虽因编者受着时代的限制，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之词，但对自然地理、建置沿革、田赋税收、兵事活动、风情民俗等方面的记述，保存了一定的史料，具有鉴古知今的价值，不失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建国后，潼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卓越功绩，载入史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50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编修地方志，1962年知名人士、县文化馆馆长张朗仙主笔撰写《潼关县志》，因极左路线的影响，加上对修志的指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以部分资料稿存入县档案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进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盛世修志，势在必行。本县由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引向其它各个领域，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潼关经济、各级党政领导正在认识县情，了解县情，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作为正确决策的基础。因此，1983年11月县委、县政府根据省、地委指示，成立由5人组成的编写党史、县志领导小组，县政府设县志办公室，配备3人。终因人力不足，基本未开展工作。1984年2月，县委常委会决定，由县政府、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及有关部局领导等7人组成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后增至17人），下设县志办公室，调配现职干部和选聘离退休人员10人，从此全面开展工作。

本次修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十三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着重记述现代的历史和现状，编修具有时代特点、体现地方特色和具有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统合性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资料是编修地方志的基础。本县历史资料大多失于战乱，或被毁于“文革”动乱，书香门第存藏古籍也多被自焚。相当多的社会知情人士有的谢世，有的移居他处，加上旧志当代人不记当代事，这就给本届修志工作带来极大不便。1984年4月，县志编纂委员会批准《编纂方案》后，广泛搜集资料：一是向知情人征集资料。张贴《征集资料通告》300多张，寄发征集资料信300多件；二是采访口碑，抢活资料。修志人员分组采访，足迹遍及全县500多个村（居）民小组，被访问提供清代、民国等历史资料的88人；三是查古籍，翻图书，摘抄与本县有关的资料。先后查阅《汉书》、《新唐书》、《明史》、《清史稿》、《纲鉴》、《陕西通志》、《同州府志》、《鲁迅日记》以及有关县志等400多册（卷）及其他史书30多种；四是查档案、刊物资料。除在本县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查档案、古籍、文物外，先后4次到陕西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陕西省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省政协文史资料室查阅资料，并远道凤县四十一研究所查阅历史档案。共翻阅档案1400多卷，各种杂志2000多册，历史报纸12种；五是配备专人搜集部门的业务资料。1984年冬，县级各部门共配备资料员74人，经过业务培训后，向县志办公室编写提供资料。到1985年，经过近两年时间共搜集资料440多万字，其中：口碑60多万字，资料稿件300多份110余万字。另有照片97张，碑刻拓片、抄件13份。

篇目是编写地方志的框架和提纲。“篇目的排列要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既要继承旧志的传统形式，更要有所创新增益，推陈出新，要以符合科学性和现代性的原则来确定志书的框架和篇目。”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在收集资料工作着手进行以后，探讨拟订条例和篇目。开始，由于编志人员受着极左思想的束缚，篇目结构为编、章、节、目，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大篇结构。1984年7月经过省地方志培训班学习后，修订篇目，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本着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原则，进行编排。1985年3月参照陕西省《新编县志篇目的建议》，要求篇目设计要做到“体例完善，特点突出，纲目得宜，归属得当，排列有序，层次分明。”再次对篇目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平列分目体的篇、章、节、目结构。按照篇目编写初稿，依据资料修改完善篇目。1987年7月完成百万字的初稿，散发社会知情人，召开编委扩大会议，征求意见，订正史实，纠谬补漏。新编地方志对编辑质量，要求“观点正确、体例完善、史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由于编志人员来自各方，受着行政文书习惯的束缚，初稿中报告式、新闻报导式、文艺笔法……有悖于志体；资料残缺，史料原委不实；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尚不突出；标题不确，文字芜杂等等。随组织集体编写班子，按照“述而不作”的原则，逐篇、逐章、逐节修改，删繁就简，除杂去芜，到1988年11月初审稿基本完成，约70万字。其间，一边报请编委会审，一边着手总纂，总纂稿下限延至1988年。1989年8月，完成总纂稿21篇130章341节共55万余字。经县政府审核后，备文上报渭南地区方志领导小组评审，领导小组就篇目设置、政治观点、史料详略、错漏等方面提出340多条意见，并原则同意修改后上报省编委会终审定稿。1989年11月根据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评审意见，“举一反三”进行全面修改订正，同时下限延至1989年，到1990年6月脱稿。全志共22篇132章438节近80万字。经渭南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复核以后，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同年10月6日批准定稿，1991年4月交付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志编修过程，七度寒暑，五修编目，四易其稿，三延下限，三次总纂，废寝忘食，伏案笔耕，备受艰辛，虽苦犹甘，受益匪浅。尽管由于政府换届，编委会领导五次更迭，县志办领导成员三次变动，但县委、县政府都及时调整充实加强了领导力量，在人员配备、经费支付，报酬、办公费用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同时，组织编志人员刻苦学习，学政治、学业务、学习先进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其理论政策和业务水平，终于攻克了重重难关。特别是县内外社会各方知情人士的热情支持，在提供资料，奉献存书，勘误补遗方面所作的贡献，对编修工作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在修志过程中，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秉笔修改志稿，县志处处长解师曾悉心指点，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周静之和办公室主任杨树民多次亲临指导，以及本县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对编修地方志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潼关县志》问世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的知识不足，业务水平有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者和方志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南星耀

199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