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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志

发布人:县志网 发布时间:2020/6/23 10:06:17
县志名称 延川县志
县志作者 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时间 1999年10月
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装帧 精装
主要内容简介↡↡↡

《延川县志》序言

新编《延川县志》即将脱稿付梓,延川县志编纂办公室函约为序。展读家乡来信,不禁乡思满怀,感慨万千。

杜甫诗云:“霜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虽转战南北驰骋疆场,但哺育我成长的家乡父老的恩情一生铭骨难忘,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先驱——杨其敏、罗成德、李建唐等人的教诲时刻萦绕在心。每忆及当年如火如荼的烽火岁月,出生入死的艰苦斗争,无不心潮澎湃,激情难抑。

延川设县始于西魏,时至于今业已1400余年。先祖列宗辛勤耕耘,在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开拓文明,创造历史,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经济凋敝,人民祖祖辈辈挣扎在生死线上,“败絮不蔽体,充饥惟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至民国初,战乱频仍,兵匪为患,又逢连年旱灾,赤地千里,“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历史教育了人民,现实唤醒了群众,只有站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才是解救自己的惟一生存之路。1927年3月,中共延川特别支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建立了。嗣后,延川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组织农会,建立秘密联络站,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3月,在上田家川村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在永平镇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同年10月,由中共陕北特委在高家圪塔村宣布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我自1929年加入共青团后,就在中共延川县委领导下参与创建游击队,1932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亲历了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当时处境之险恶,斗争之激烈,叱风云,撼山岳,惊天地,泣鬼神,气势之雄壮,声威之浩大。多少次战斗惊心动魄,多少个志士血沃大地,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雄鸡一唱天下白”,1935年全县解放。从此,被黑暗笼罩了几千年的穷山僻壤,永远扫除了阴霾,迎来了光明。

1932~1949年的十余年间,延川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千余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司令员刘善忠和指战员高中岳、高自立等同志,有威震陕甘晋的红军84师师长杨琪同志……延川人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延川人民的骄傲!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它是延川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是新编县志中重笔浓墨书写的一章。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没有前代先辈们开创的基业,就没有后代子孙的幸福;没有当年先烈们树立的丰碑,就没有今日延川的发展与繁荣。历史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在发展,让人们从延川县发展史中,了解延川的过去,认识延川的现在,从而去开创延川的未来,这也就是编纂县志目的之一。我衷心地感谢中共延川l县委、延川县政府,以及参与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为延川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大贡献。希望家乡人民以县志为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途上做出更大贡献,使延川日益繁荣昌盛!

高朗亭

1992年12月12日

《延川县志》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唯物辩证历史观统览延川今昔,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力求客观系统地反映县情。

二、本志体例为横列纵述,采用分志平列体和卷、章、节、目结构谋篇布局,以记、志、传、录、图、表、照等多种形式综合表达。各分志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排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附录采用文集形式。照片集中于卷首,图、表随文设置。

三、本志涉及地域以今延川县行政区划为限,古代部分略及上郡、高奴县、文州及当时县域包括的范围;时限上起原始社会,下至1990年,有的内容有所延伸,甚至到搁笔之日。所载事类以其自身发端、终结为限。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遣词用字、标点符号、数字书写、纪年标注、计量单位等均按当前国家出版部门和省方志编委会有关规定处理。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职官等遵循当时历史称谓。1935年(本县革命政权建立)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号,其后采用公元纪年。1937~1949年用“陕甘宁边区时期”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新中国建立后”记。组织机构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

五、人物志按编史修志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选择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或声望较高、影响较大的本籍人物为主,间录长期在本县活动的外地人物;既记大人物,又记劳动人民中的佼佼者,兼及大善大恶。在世的英雄模范、党政军干部(地师级以上)、有贡献的科技文教(副教授级以上)、文学艺术和经济人士采用“人物录”简介。入传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存录简介的在世人物以生年为序。

六、本志资料来自史籍旧志、文物金石、书刊报纸和本县档案以及社会调查、民间采访。为节约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古代、近代有关数据依据原始资料。1950年以来各类数据以县统计部门或其它专业部门提供为准。通册数据邀请县统计局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力求相对准确。

《延川县志》编后记

1991年3月的一天,县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征求意见,经县委常委会初步研究,要我去县志办主持工作,负责编纂《延川县志》。延川修志工作多年落在全地区后边,象几位朋友说的那样,我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修志工作从来被认为是“清苦、辛苦、艰苦”的工作。一部精心编纂的好志书是经世致用的资料性著作。修志是读书人报效桑梓的途径和取得“功名”的机会,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马上任了。当初,我虽然知道修纂县志是一大文化系统工程,一部县志洋洋百万言是一县之鸿制巨著,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不可小视的,我虽然有吃苦耐劳、知难而进的精神准备,但却没料到我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坎坷之路。在9年的修志历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要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多,还要大,还要复杂。

修志难哪!难在要钱上,在我们山区贫困县里,争取修志经费十分难;难在用人上,县志办主任在用人上没有多少自主权,人员勉强凑合,仓促上阵,况且在受经济大潮冲击的90年代里,个人至上、私欲膨胀,政治思想工作显得苍白无力,修志队伍是难以组织驾驭的。修志工作苦啊!苦在史科采集、考证上,苦在笔墨艰辛上。事非经过不知难,在9年的修志历程中,真是历尽千难成一志!我有切肤之痛,刻骨铭心啊!

辽宁省的一位同仁说:“修志工作的兴衰取决于各级政府主要决策人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和参与程度……由于各地主要决策人的不断变动,前任与后任对于修志工作认识的差别,使得一省、一市、一县和一个单位的修志工作全过程也出现兴衰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个时期红红火火,一个时期冷冷落落,修志工作处于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状态。”在9年的修志历程中,我们不时陷入困境,我也和许多方志工作者一样,多次发出“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感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重视、关注和支持修志事业的有识之士。在《延川县志》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是一些有远见的政府县长,在这里我要感谢延川的几任县长,诸如王林发、李建社和吴世宏,感谢延川籍在外地的老将军段思英、宋少颖等离休老干部和有远见的实业家刘耀华、刘耀辉,他们在修志的不同阶段,相继给了我们不同程度的支持和鼓励。9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多元理论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念,在许多人眼里,我们县志办的人是“书呆子”,是“傻冒”,我们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辛劳,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可的。我们甘于寂寞,安于清贫,乐此不疲,“傻得冒烟”;长期处于大运动量的脑力劳动,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连家人也觉得我们“傻到家了”。但是,我们既已骑上虎背,就不愿看到《延川县志》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的结局,我们只有硬着头皮,面对现实,走一步算一步,一直走到今天志书步入出版印刷的征途。直至今天,我们的艰苦还表现在办公室晴天掉泥渣,阴雨天滴漏成串,办公用的几把椅子早已破烂不堪,有二三位同事没有椅子坐。我们面对现实,默不作声,只有一个心事 ——力争志书早日出版发行。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滕云、副主任鲍澜、董剑桥,延安地区方志办前任主任张芳斌,现任主任高希胜,原副主任白军民等人的具体指导帮助。我的部下吕立军、张剑、马青海等几位同事为修志立下了汗马之劳,特别是吕立军、马青海跟着我苦干到底。我们先后在社会上还聘请了王振荣、刘伟华、冯贵斌、吕立峰、高静(女)、高瑾、董国军、冯志明、冯思聪、刘东浪、高向良、刘建辉等人参与了部分专业初稿撰写或改写,聘请原统计局干部陈桂珍、张风梅两位女士核对了志稿中的全部数据;聘请刘伟华、高志贤两位离岗老干部参与了县志印刷期间的一次校对工作。在志书即将出版发行的时刻,我谨向上述同志和所有关心、爱护、支持和提供了具体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地感谢!

《延川县志》在编写持论、事迹考究、序列安排等方面,差误是难免的,重大缺漏亦在意料之中,我们热切期望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殷鉴、批评和指正!

主编 冯瑞荣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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