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志

《榆林地区志》序

编纂《榆林地区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它的出版，无疑是榆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

我们是根生土长的本地人，多年来又工作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经常这样想：榆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不把她建设好，我们就愧对党、愧对榆林人民。

榆林人看榆林，榆林干部谈榆林，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同时有一种紧迫感。值得自豪的是：榆林地处陕西的最北部，与内蒙、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它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有着独特而又悠久的历史。早在本世纪初，无定河畔就发现距今3.5万年前的“河套人”的遗迹。我们的祖先就在此地繁衍生息。稍后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更是星罗棋布。秦汉以来，这里几度繁荣、几度荒凉、历经沧桑。广阔的窟野河、无定河川道曾是著名的古战场、古代名将蒙恬、李广、尉迟敬德、郭子仪、狄青、沈括、种鄂等都在这里策马征战。在这块土地上，曾建立过短暂的割据政权，上演过一幕幕兄弟民族同室操戈的活剧，点燃过推翻封建王朝的熊熊烈火，高擎过争取民族解放的猎猎战旗，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赫连勃勃、宇文恺、李继迁、杨继业、韩世忠、李自成、张献忠，以及近代李子洲、杜斌丞、李鼎铭、贾拓夫、张德生、张达志、汪铭、汪赢、张友清等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在现代，榆林作为革命老区，更富有革命传统，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谱写出了光辉的一页。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榆林地区暂时还比较贫穷，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紧迫感。正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所以我们更应该有全新的现代文明；正因为我们曾是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今天我们更应该把各项工作搞好，让老区人民早日脱贫，过上殷实美满的生活，这个愿望一日不实现，我们就一日食不甘味，卧不安寝。

榆林是个好地方，这不是我们的偏爱。最突出的，这里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发现八类四十余种，探明和控制一定地质储量的有煤、天然气、石油、高岭土、铝矾土、盐、石灰石、石英砂岩等二十多种，尤其是能源矿产——煤、天然气、石油等富集一地，国内少有，世界罕见。随着我国能源开发的战略西移，榆林已成为全国以至世界注目的地区，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李鹏、宋平、乔石、朱镕基、邹家华、李铁映、宋健、陈俊生、马文瑞、钱正英等纷纷来这里视察，对榆林这块宝地，留下美好的印象，一致认为加快榆林资源的开发，是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可以肯定，榆林的未来是美好的，在榆林地区工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要实现振兴榆林经济的大业，还需要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不懈地努力。为此《榆林地区志》的出版，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榆林地区志》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可贵教材，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在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己家乡的爱，从而对榆林来之不易的今天更加珍惜，对建设好榆林的信心更加坚定；《榆林地区志》为全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帮助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客观规律探索建设榆林的新路子；《榆林地区志》为全国和世界各地关心榆林的各方人士，勾勒出了榆林的外貌和内涵，使人们进一步熟知榆林历史悠久的过去，亟待开发的现在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为榆林的腾飞献计献策、出力流汗、使全面振兴榆林经济的蓝图早日变为现实。

中共榆林地委书记 李凤扬

行政公署专员 刘壮民

1993.6.24

《榆林地区志》凡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力求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榆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注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榆林地区的新发展、新面貌，但不回避特定历史阶段的失误，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等高，下限至1989年，“大事记”、“经济述要”等卷下延至1992年底。

三、本志篇目的确定，以符合科学性，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为原则，以“事以类分，类为一志，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的方法，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各卷、人物、各县概况、附录等组成，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平列13卷56章263节。概述、大事记、人物、各县概况、附录未列章、节。

四、全书以经济内容为主体，揭示和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重点记述地区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项活动，对各县的情况未作全面记叙，对全区的发展远景作了展望。

五、体裁以志为主，记、传、表、录、图、照并用，以求图文并茂，互相映证。

六、本志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一般只记事实，不做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七、地名、官职均用当时习惯称谓，为便于阅读，随文加注。

八、本志所书各种名称，只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九、历史纪年，民国以前，一律采用当时称谓，后用括号加注公元年号，民国以后采用公元纪年，鉴于本区一部分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凡边区活动，根据习惯，仍用公元纪年。

十、根据“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形，可以灵活变通，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的原则，除“概述”、“大事记”的历史年号用汉字，其余各卷中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一、以志书通例，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坚持“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本籍为主”的原则，立传人物不分类，按生年为序排列。

十二、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区各类志书，二十四史及文物考古资料和档案材料。统计资料主要来自统计部门，部分专业数字由业务单位提供，计量单位采用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标准，文中不加注释。

《榆林地区志》编后记

《榆林地区志》经过八个年头，五易其稿，今天终于面世了。这本书实在是众人参与、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晶。1986年6月，当时任榆林行署专员的李焕政同志倡导编纂《榆林地区志》，并和地委书记霍世仁一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榆林地区志》编纂工作会，落实了各部门的编写任务，9月由我草拟了编纂大纲，10月陈元方同志带领省编委的几位处长解师曾、寇占杰、张瑞麟等以及侯天岚、佘树声、江弘基、宋德民、王翰章等几位教授利用评审《神木县志》稿的间隙时间，为大纲提了初步的修改意见。1989年在全志总纂前，又将“篇目”的二稿送省志编委会，在陈元方同志主持下专门召开办公会议进行讨论，将讨论意见汇总后由白武华同志对“篇目”进行修改，拿出第三稿，根据第三稿的“篇目”编纂出了《榆林地区志》初稿，全志分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社会、人物、各县概况、附录等共8部分14卷，全书除大事记、人物、各县概况、附录外，尚有86章、308节、260万字。1992年春报省终审、冀东山同志担任主审，写了近20万字的修改意见，1992年9月省编委会组织全省各地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或主编，在榆林召开榆林地区志评审暨地市志总纂学术研讨会，大家在解剖《榆林地区志》稿这只麻雀的同时，共同探讨了地市志如何统览全局，如何突出地方特色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会后，我们再次修改“篇目”，取消“要事述略”一卷，将其中“明末农民起义”、“清末回民起义”归并在军事卷内，“三边教案”归并在政治卷内，“陕绥划界始末”归并在地理卷内，“老区革命斗争”、“文革动乱”归并在政治卷内并对全志进行删节，压掉100多万字，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报审和修改过程中省地方志编委会的鲍澜、董健桥、刘迈、解思曾，兄弟地区的杨树民、王建章、徐新荣、李舜举、陈若虚、张力、张文辉等都提过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冯超、高松凡同志对地理、军事卷作了具体指导。出版过程中，省地方志编委会出版处冯英同志又做了大量技术指导工作。就我们地区内部，由于我们办公室人力和水平的限制，我曾约请张文炳、关瑞庭、李文丁、罗国雄、康兰英、夏可宏、邢解放、惠振江、李怀珠、贾占士、张泊、李春元、刘恩德、霍世春、薛克谦、韦亚飞、康治祥、艾万忠、张苗学、张俊谊等同志协助，本籍人延安大学中文系刘育林教授为我们撰写社会风俗卷的方言部分。出书过程中，陈宝生、邵江城、高培旺等提供了自己的摄影和美术作品，尤其是陈宝生同I志提供了绝大部分彩色画页和文中的照片，高振宇同志进行了版面设计和装祯的技术指导工作。西大出版社令狐培选同志统阅全稿并在政治和业务上把了最后一关。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时时事事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心支持，地委书记李凤扬多次询问地区志的编纂情况，刘壮民同志与施润芝专员交手续时将地区志的出版嘱托给施润芝同志并提议先行拨出10万元作为出版的起动经费，之后，又多次问及出版情况。主管领导原行署顾问贺长光，原地委顾问陈智亮更是朝夕指点，亲自审阅全志、订正史实，解决政治观点方面我个人把握不够准确的地方，他们为这部志书花费了许多心血。行署办公室的领导，从原任秘书长高余厚，到现任的刘克旺同志以及谢志富、常天富诸同志在人力、物力上都给了很大的支持，高、刘两位秘书长还尽力关照方志办的同志，解决经费和住房诸方面的困难，为写作创造条件。正是在上上下下的支持帮助下，使《榆林地区志》能顺利付梓，谨此，我对关心过这部志书的所有同志，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由于受自身思想认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可以肯定：这部志书的疏漏错讹之处一定不少，我诚恳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再版时修改补救。

艾建国

199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