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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县志

发布人:县志网 发布时间:2020/7/15 16:55:04
县志名称 绥德县志
县志作者 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时间 2003年7月
出版社 三秦出版社
装帧 精装
主要内容简介↡↡↡

《绥德县志》序言

在绥德解放60周年之际,一部填补本县90年历史记载空白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绥德县志》正式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绥德历史悠久,军事地位重要,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历为边陲重镇,且英才辈出,素有“秦汉名邦”、“天下名州”之美誉。绥德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封建社会时期农民起义爆发的早且多,而且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是陕西省建立共产党组织最早、农民革命运动和武装开辟苏区搞得最出色的地区之一。《绥德县志》紧紧围绕上述特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遵循实事求是、近详远略的原则,全面记载了本县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自然风貌、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军事斗争、科教文化、风俗民情、古今人物等方方面面,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这无疑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绥德的县情,加快改革与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绥德县志》的出版全赖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为此,谨代表中共绥德县委、绥德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特向为本志精心擘画的领导、呕心沥血的编辑、不吝赐教的专家学者,以及热情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志重在资治,愿绥德全县人民在这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代,认真开展阅读县志、研究县情的活动,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团结拼搏,励精图治,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谱写天下名州的新篇章。

中共绥德县委书记 王志洲

绥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曹世玉

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绥德县志》凡例

(一)《绥德县志》记载的年限,上限根据现有资料上溯,不限具体时间;下限截至1989年底(大事记收录至1999年底)。

(二)县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为《概述》、《大事记》、20个专志和《附录》,20个专志的排列顺序则是先自然后社会,在社会中又是先经济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

(三)在写法上,《概述》总摄全书,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贯穿古今;各专志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记、传、图、表、录各种体裁综合运用,层次上分章、节、目和支目排列。

(四)设《“文化大革命”纪略》作为附录,其他政治运动则散见于有关专志和《大事记》。

(五)语言文字,采用语体文语言和全国统一使用的简化字,引文则引用原作的语言文字。

(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职官,皆以当时的习惯称谓为准。清朝以前的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从民国开始则统一用公元纪年。古地理名称夹注今名。

(七)计量单位用全国通行的公制单位,对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不宜换算的,则照原单位记录。

(八)本县于1940年2月29日全县解放,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解放后”,即指该时间前、后,而志书中说的“建国前”、“建国后”,则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

(九)《人物志》采用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对有重要贡献的生人,用表和录予以简介和记录。

(十)本志书的资料有的由各部门提供,有的由编写人员搜集。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县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县级各部门文档室,以及志书、史书、碑刻、报刊、信函、口碑等等。凡采用的资料,都经过严密审定。对于说法不一又不能考定的资料,则诸说并存;对于经济数字不统一的资料,则以县统计局的为准。凡引文则皆注明出处,以便查对。

新编《绥德县志》始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本县一些有识之士曾建议新编《绥德县志》,既补民国年间无志之空白,又作领导开展工作的依据和借鉴。正当县委酝酿采纳这一建议之时,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编修地方志的倡议,于是本县编志班子立即组建,由杨士伟(县委办公室主任)执笔的《新编绥德县志纲目》随之产生。后来由于连续3年经济困难,未能成书。

198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16号文件的要求与省、地的指示,绥德县志编纂办公室成立。至1995年3月县志办单独存在的时候,随着县级领导与部局委办负责人的变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也多次变动,先后任名誉主任的有李凤扬、李新华、卢智德,主任侯宗岐、李新华、孙金祥、罗金祥,副主任孙金祥、黄永平、周景烈、韩俊军、王惠时、袁君琦、王贤益、王志章、刘登业、刘华荣,委员李林等31人。

绥德县志办(县志编纂委员会的下设机构),从成立之日起至1984年1月(1982年9月至1983年2月,与县委党史办合署办公),先后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梁九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宇龙兼主任,团县委副书记孙士好、县教研室副主任南国伦借调为副主任,李茂斌、马润臻、李天富、刘淑兰、张飞成借调为工作人员。其间,主要工作是组织准备、宣传发动、资料收集、制定县志纲目。

绥德人民富有优良的修志传统。本届编志伊始,即得到许多人士的鼎力相助与热情勉励。著名作家、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不但率先提供资料,而且来信说:“编写新县志工作浩繁,但却是一件有历史价值的大事。”《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汪波清致函云:“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毛主席的领导,应是县志编纂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今天,我提供这份资料的时候,又写了几句《信天游》,来表达我的心情,希望县志也能体现这种精神。

《信天游·瓜豆话》

高高的山峁低低的洼,

点了豆豆种瓜瓜。

瓜开花花豆发芽,

问你凭了啥?

黄沙黑风没情意,

全凭连阴细雨洒,细雨洒。

谁家的信天游不住口?

陕北的子弟绥德的娃!”

1984年1月至1988年2月,由马振业任县志办主任,南国伦任副主任、主编,薛建林(1984.7~1986.1)、刘华荣(1986.3~1990.6)任副主任、副主编,并从教育等行业中费了许多曲折,选调王子升、慕健康、梁呈祥任编辑,霍勇、马秀岚、武旺雄、王林成任助编。

其间,主要抓了3项工作:

一、编修篇目。著名方志学家李泰棻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本着这一指导思想,编志工作开始后,首先由主编参照本县6次修志、1次编目,写成一个分类、归属欠妥,类似断代史的县志篇目。后经数次认真讨论,历时半年,四易纲目,形成一个以类系事,章节目三级标题,按时序竖写,设27个专志的平列分目体的基本篇目,作为全志主体设计的蓝图,收集资料的指南,编纂的大纲,成书的目录。1987年以后,随着修志水平的提高与资料收集的具体情况变化,将《中国共产党志》并入《党派群团志》,《政法志》、《劳动人事志》、《民政志》并入《政权志》(其中“政协”章移入《党派群团志》),“报纸、广播、电视”章移入《文化志》),《群众革命斗争志》改为《农民革命斗争志》,《军事志》由5章5节(一、二章设节)增为8章32节,《林业志》、《水利志》并入《农业志》,《计财金融志》改为《财税金融志》,增设《艺文志》、《文化大革命志》(后改为“文化大革命”纪略,收入附录)。

二、征集资料。本县在解放、胡宗南部进占前夕,曾两度烧毁档案,民国年间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县志办正式建立后,采取走出去采访,请进来座谈,发函咨询,与有关单位签订部门志合同等办法,收集宝贵资料两千余万字,为修志奠定了基础。为此,于1984年6月18至19日,召开有县上6套班子主要领导、部局委办负责人、乡镇长、城乡资料员、各界“六老”(工人、农民、劳模、干部、教师、职员),共150余人参加的县志工作会议,宣传修志意义,印发县志篇目,布置资料收集与部门志编写任务。并于次年夏,召开同样规模的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资料收集整理与部门志编写的经验,奖励了刘家宸、王树才、李万祥等优秀部门志编写员,表彰了大量供给资料的霍忠岱、马益山、党康臣、郝玉亮、王道直、马子文、李明轩等“老绥德”。同年6月,全区方志研讨、经验介绍现场会在本县召开,主管县志工作的副县长黄永平的事迹在国家级方志杂志上刊出,被誉为真抓实干的“县志县长”,并受到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约见。

三、撰写初稿。本县方志除《概述》、《附录》外,共设22个专志,主要由3位编辑和主编承担编写任务。从1985年7月起,按照明确分工、密切合作的原则,在各部门志或各编辑自收资料的基础上,经反复筛选、核实资料,“去粗取椅,去伪存真”,删繁补缺,疏通文字,奋战二年,写成15个专志的一或二稿。其中南国伦的《地理志》、梁呈祥的《社会风俗志》、慕健康的《教育志》与《军事志》获地区二等奖。

1988年3月至1990年5月,由薛振华任县志办主任,刘华荣任副主任、主编,梁呈祥、慕健康任副主编,并增调李宏勇、刘瑞国、马金龙,分担原经济类编辑的编写任务。其间,主要任务是编写《大事记》、《人物志》、《工业志》、《商业志》、《财税金融志》、《农业志》、《文化大革命志》、《文物志》。与之同时,慕健康多次应地区8个县的聘请,出席地、省对这些县志稿的二审会议。1989年9月20日,刘华荣、梁呈祥、慕健康被评为陕西省方志先进工作者。

1990年6月至1995年3月,刘华荣任县志办主任、主编,梁呈祥、慕健康任副主任、副主编,县志办又调进刘水波、马亚飞2人。其间,主要工作是总纂、修改志稿,并于1991年1月,召开县志二审会。次年7月,县志稿送省终审,西北大学马甲斌等教授虽对志稿进行认真审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然而一些外籍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依然存在。

1995年3月13日,县志办与县委党史研究室合并为中共绥德县委史志办公室,主任李林,书记刘华荣,副主任徐勋烈、梁呈祥。

1999年1月,由于机构和人事变动,史志编纂领导及编审人员进行了调整。编委会主任罗金祥、高登峰,副主任王永平、苏晓荣;史志办主任李林,副主任慕健康、梁呈祥;名誉主编王永平,主编刘华荣、李林,副主编慕健康、梁呈祥。其间,在县委主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本着“核准、压缩、规范”的原则,发动所有编纂人员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对原志稿进行逐章、逐节、逐目、逐段的再评。由于领导抓得扎实,编辑能从全局出发,对志稿中交叉重复、矛盾错误、冗繁肿胀、不合志体的地方一一予以指出,汇集中肯意见与建议400余条。多数编辑能以“海纳百川”的姿态,结合大家提供的意见(包括省终审意见),对各自所写的志稿进行反复消肿、医病工作,并增写全志的《概述》及部分章节,使志书更上一层楼。

至此,历时18年,五易其稿,终成140余万字的志书。其中,各专志及有关篇目的编辑人员分别是:《概述》李林,《大事记》刘华荣、李林,《地理志》南国伦,《人物志》刘华荣,《人口志》、《方言志》(刘育林审定)、《社会风俗志》、《文化志》、《艺文志》、《农业志》、《城乡建设志》、《交通邮电志》梁呈祥,《工业志》李宏勇,《商业志》王林成,《财税金融志》刘瑞国、马金龙,《文物志》康兰英(聘请),《政权志》、《党派群团志》、《军事志》、《教育志》、《体育卫生志》、《农民革命斗争志》慕健康,《附录》刘华荣(《历史文献篇目辑存》、《旧志简介》)、慕健康(《“文化大革命”纪略》、《新编〈绥德县志〉始末》)。王子升参与了农业、财税金融、交通邮电等经济类专志的征编工作。

上述各志的资料,清代以前主要来自《绥德州志》、《绥德直隶州志》、《绥德州乡土志》、《延绥镇志》及二十四史,民国时期主要来自陕西省档案馆、延安档案馆、本县公安局敌伪档案及“老绥德”的口碑资料,建国后主要来自部门志和县档案馆。建国前的数据资料,多来自现有的国民党时期各级政府档案和图书馆;建国后的数据资料,主要摘自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及报刊上的数据。

1984年8月,胡耀邦总书记指出,对地方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胡乔木同志批示:“……认真改变目前的状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本县修志工作正式起步阶段,由于领导重视,“敢抓敢闯”,用人得力,团结奋进,编志进展快而成绩著,而后来又为何拖延至20个春秋才能付印?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归咎于“牵头人”调动频繁,“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的人较少。一言以蔽之,真正热爱方志事业,“尽责尽力”的修志者不多。这也是今后修志时必须牢牢记住的一大教训!

《绥德县志》后记

在中共绥德县委、绥德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绥德县志》历时20个春秋,四修纲目,六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与全县父老兄弟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绥德县志》在资料征集和编审过程中,得到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县纪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绥德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县属各部、局、委、办及其所属事企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和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同时得到中央、省、地和有关兄弟省(市、自治区)各级档案、党史、地方志、军事、组织、人事等部门的鼎力相助。曾在绥德长期工作、战斗、生活的许多老干部、老红军、老同志以及各界人士马文瑞、郭洪涛、崔田民、黄静波、张达志、袁任远、高克恭、杨和亭、唐子奇、王季龙、吴岱峰、白寿康、常紫钟、白治民、白振武、石厚刚、苏杰、李平、殷参、延泽民、陈智亮、贺长光、刘国进、高中哲等老同志十分关心《绥德县志》的征编工作,积极提供资料,认真审阅志稿,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榆林地区方志指导小组和榆林地区各兄弟县(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在业务工作上给予我们热情的指导和积极的帮助。榆林地区方志办公室主任艾建国,西北大学教授马甲斌、延安大学教授刘育林和康兰英、李桂智、崔玉良、袁寅章、蒲承民等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绥德县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志征编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致以竭诚感谢!

20年来,全体征编人员历经艰难困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深入调查,精编严审,殚思谒虑,同甘共苦,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为《绥德县志》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自1982年以来,先后兼任和担任县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梁九枝、马振业、薛振华、刘华荣、孙士好、刘 宇龙、薛建林、南国伦、慕健康、梁呈祥等同志已经分别退休、离岗和调动;编辑人员马润瑧、李天富两位老师在本志尚未成书出版之际,终因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虽然由于不同原因中途分别离开了县志办的工作,但他们才是这部志书的真正组织者、领导者和编纂者。他们为本书的编纂征集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设计了系统的纲目框架,奠定了良好的初稿基础。

在此,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从1998年10月以来,在县委和主管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亲自主持参与下,根据地区和省方志办复审、终审意见,先后召开12次编务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本志的修改审订问题。通过主编、副主编和各专志编辑交叉审阅,互相建议,共同讨论的方法,逐章逐节进行了比较系统、规范、认真的审核修改并分别征求人大、政协等各界老同志的意见。最后,报送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送请三秦出版社编辑出版。

但是,由于历史久远,资料不足,特别是县志办领导和主要编纂人员更换频繁,加之我们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质甚差,在篇目设计、文词体例和数据资料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史志界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斧正。

李林

二○○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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