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地区志

《商洛地区志》序一

张伟

《商洛地区志》历时六载，数易其稿，即将付梓问世。首先，我对志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在出版之际，地方志办的同志邀我写几句话，作为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我，不便推辞，欣然应允。

商洛是我省目前相对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革命老区之一。自古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这里西邻古都西安，东瞰南阳盆地，北接八百里秦川，南带江汉平原，地跨长江、黄河两个流域，为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既兼北国之粗犷，又融南国之灵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很大。

商洛又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这里是战国时期改革家商鞅的封邑，汉初是“商山四皓”隐居之地，明末又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秣马厉兵之地。历代文人墨客、名流雅仕李白、韩愈、白居易、贾岛、杜牧、李商隐、王禹偁等也曾往返于商山洛水之间，留下了千古不朽诗篇。

在革命战争年代，商洛曾是鄂豫陕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李先念、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王震、汪锋、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陈少敏、刘志丹、陈先瑞、郭述申、徐宝珊、唐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无数商洛优秀儿女为商洛解放做出了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商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等不靠，发扬老区精神，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商洛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商洛正在崛起。所有这些，都有必要也必须记载下来，成为历史的镜子，载入史册，启迪后人。这也是“牢记昨天，服务今天，惠及明天”的地方志所独有的功能。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古人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对商洛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会有裨益的。商洛志办的全体编纂人员历时数载，不畏艰苦，开拓前进，辛勤耕耘，精心著述，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

我深信，240万勤劳勇敢的商洛人民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在西部大开发的洪流中，一定会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商洛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草草数语，是为序。

2005年7月

（作者系原中共商洛地委书记、现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商洛地区志》序二

魏民洲

欣闻《商洛地区志》付梓出版，这是商洛文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盛事。

“世有千载不刊之书，而无百年不葺之志。”盛世修志，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商洛自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二十年（1815），州志虽有七次成书，但保存完整的仅有康熙四年（1665）的《续修商志》和乾隆九年（1744）的《直隶商州总志》。辛亥革命后，废州府，存县道，商洛未设道台，属县由省直辖。民国二十四年（1935），陕西全省划分6个行政督察区，商洛为第四行政督察区。 1949年全国解放后，商洛先后改称商洛专区、商洛地区和商洛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区同过去的州和现在的市是有差别的。总结这一段历史，编纂成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在商洛已工作了八个年头，基本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时刻都被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鼓舞着，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吸引着，我打心底里喜欢这块热土，她是我的第二故乡。商洛是一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造就了丰富的生物、矿产和旅游资源；独特的一方水土，孕育了融秦、楚文化与汉唐文化为一体的商洛文化；悠久的历史记载着仓颉造字、商鞅封邑、“四皓”隐居、闯王屯兵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民主革命期间，商洛是鄂豫陕和豫鄂陕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浴血奋战，形成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老区精神。新编《商洛地区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为我们全面认识商洛、了解商洛提供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值得认真一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洛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扬老区精神，长期艰苦奋斗，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新编《商洛地区志》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些变化过程，为我们分析研究商洛市情县情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信息库。发掘利用这些信息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形势，汲取历史经验，把握时代机遇，不断开拓进取，进一步加快商洛发展步伐。

自古以来，地方志一直被认为是“资治辅政之大典”。今天，编纂商洛新方志，其目的也是为了“资治、教化、存史”。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编纂志书，而且更要重视阅读志书和利用志书，资志通鉴，以古鉴今，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努力建设富强和谐、绿色生态的新商洛。

2005年8月

（作者系中共商洛市委书记）

《商洛地区志》序三

魏增军

我到任商洛，适逢《商洛地区志》的付梓出版，这是全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据《史记》载，在尧舜时期，尧封帝喾之子契于商，号称“商国”。契即殷商之始祖。自西晋泰始二年（266）本区始有建制，历史上有上洛、商州、商洛之称谓。“六百商於路，物华如近蜀”。商洛地处黄河、长江流域，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境内有洛南猿人地点群、东龙山夏商周遗址以及仓颉造字、商鞅封邑、商山四皓、李自成屯兵等众多文物古迹和动人传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商洛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商洛时题词“发扬老区精神，振兴商洛经济”。

商洛具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通观商洛修志之史，有明正德八年（1513）《商略》八卷，首开商洛修志先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商州志》三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商州志续辑》三卷；清康熙四年（1665）《续修商志》十卷；清乾隆九年（1744）《直隶商州总志》十四卷；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续商州志》两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商州志》一卷。历经风雨沧桑，其中有多部散佚无存。新中国成立以来，商洛的自然面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区志再未重修，亟待有一部涵盖古今，反映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新编方志问世。

改革开放使古老的方志文化走出了沉默的低谷。在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一批热心修志人的通力协作，勤勉奉职，广征博采，细考精研，历时六载，数易其稿，终使《商洛地区志》付梓问世，可谓盛事一桩。我们要感谢他们为商洛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撰史修志，旨在资治、教化、存史。《商洛地区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必将发挥展示地情、信息存史、纪实研究、教化资治的独特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商洛的征途上，激励今人，启迪后人，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2005年9月

（作者系商洛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商洛地区志》凡例

一、新编《商洛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在继承古志编纂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遵照“详今略古”、“详地略县”的原则，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全区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三、编纂体例，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以志为主体，图、表分附其中。

四、篇目结构，按照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方法，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

五、断限时间，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肇始及历史发端，下限至1999年，大事记则下延到2000年。

六、本志文体除引文外，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

七、入志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卒年排序。凡入志立传者，均系对当地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本籍人物。非本籍人物，凡在本地区工作政绩卓著、贡献突出者以事略入志。

八、本志纪年，遵从历史习惯。民国以前历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新中国后用公元纪年。公元前纪年冠以“前”字；公元后纪年括注时不加“公元”二字。公历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农历月日用汉字。本志所记述的××年代，均指二十世纪××年代。

九、计量均采用公制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按原计量记述。

十、本志文字、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现行规定为准。商洛地名的“洛”“雒”按更改时间在大事记和建置中体现，其余各编统用“洛”字。

十一、本志涉及的机关单位名称，每编、每章首次出现用全称，随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商洛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地区专员公署简称商洛专署，商洛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商洛革委会，商洛地区行政公署简称商洛行署等等。

十二、数字用法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十三、本志采用资料包括各级档案、各类史志、各种地方文献以及多种调查、统计资料，除特殊者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商洛地区志》修志始末

随着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1982年8月，地委、行署即成立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1987年6月，行署决定编纂《商洛地区志》并召开地直各部门动员会进行动员。之后，形成了“农业志”、“革命斗争”、“古代至民国时期大事记”三卷初稿。1995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编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98年4月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通报批评。同年6月，省志办主任藤云、副主任董健桥专程赴商进行督查。时任行署专员刘维隆高度重视，重新把编纂《商洛地区志》纳入行署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1998年6月12日召开行署常务会，就编纂工作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9月10日任命了行署副秘书长陈继先兼任地区地方志办主任，杨建国为专职副主任；10月17日，成立了以行署专员刘维隆为主任，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同年11月16日，地区方志办起草了《商洛地区志》编纂工作方案并以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名义下发了《关于印发〈商洛地区志〉编纂方案暨各部门（单位）编纂任务的通知》。11月27日，又代行署起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商洛地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12月26日，行署召开“《商洛地区志》编纂工作动员大会”，地方志办副主任杨建国主持会议，行署秘书长刘平代表行署作动员报告，要求各县（市）和地直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部门的资料提供任务。至此，《商洛地区志》编纂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编纂工作重新启动后，对原制定篇目进行了调整，于1998年10月修定了编纂大纲，11月形成细目。在行署召开动员大会之后，地方志办从落实编纂人员入手，于1999年3月举办两期百余人参加的编纂人员培训班。针对本办人员不足的实际，先后聘请了10多位敬业精神强，有一定文字功底的老同志担任各编编辑。后又逐部门、逐单位落实工作责任，进行督促检查，终于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资料征集工作。之后，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对原基础较好的“农业”“军事”、“大事记”进行补充完善。对随后形成的各编，通过去粗取精、相互印证，剔除了一些以讹传讹的二手资料和一些记载有误的档案，从而为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年多来，共查阅档案资料8000余卷，采编利用77个部门3000多万字资料，信函征集资料80余件30多万字，复印资料500多万字，手抄稿200多万字，补充资料80多万字，删除不必要的重复、交叉等内容50多万字，大大压缩了篇幅，增设“城建环保”一编，将“民俗、方言”与“人口”合为一编，将“公安”、“司法、监察”、“民政、人事、劳动”合并为“政务”编，使志稿结构更趋科学、合理。

《商洛地区志》初稿完成后形成送审稿，分送编委会成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审阅。同时，分送原地委书记周述武，原地区政协工委主任梁喜员，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张顺时、童正家、汪效常、廉高林、刘九如、周福才、乔志高、李三献、王武雄、程达富、王剑、杨来运、陈福民等同志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之后对提出的修改意见，由徐新荣、杨建国、陈道久逐编再行修订，补充完善。2002年8月28日，提交市编委会进行初审，2003年1月报送省地方志办终审。省地方志办于同年6月17日，在商洛市召开新编《商洛地区志》稿终审会。省地方志办主任周伯光、副主任董健桥、张芳斌，纪检组长焦博武，商洛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志琛出席会议。省市县志处处长王新中、出版处处长冯鹰、秘书处处长史天社、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地方志办主任陈继先，市地方志办副主任杨建国，原行署副秘书长、方志办主任、编审徐新荣，市博物馆馆长、副编审陈道久，省地方志办编辑赵旭、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范自明、市政府办公室社会事业科副科长许永山、干部余小萍等参加会议。省志办市县处处长王新中，原铜川市志办主任、编审张立，咸阳市地方志办主任尹学成对志稿提出了评审意见，会议原则通过终审，决定再行修订后出版发行。杨建国、陈道久对全部志稿进行了最后修改，陈继先、张卫东进行了审阅，杨建国、范自明、何高峰、李勇、刘辉参与了出版前的全面校对工作。2005年12月交由方志出版社印刷出版。

《商洛地区志》的顺利出版，凝结着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也是众手成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各级政府和行政强有力推动的结果。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省地方志办的精心指导，得益于原省地方志主任滕云、现任商洛市委书记魏民洲、代市长魏增军，历任分管专员（市长）冯必武、杨芙英、朱毅、张志琛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得益于热心修志事业的编纂人员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和对后世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得益于全体同仁夙兴夜寐、不避寒暑、不计名利、任劳任怨、细心爬梳、笔耕不止、报孝桑梓的一片赤子之心。由于编纂时间短、编纂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行家指瑕，俟后来者予以正补。

在志书出版过程中，原地委书记、现任陕西省副省长张伟，原行署专员、现任省财政厅长刘维隆在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志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致深深谢意。同时，对市直各部门、各单位提供资料人员给予的通力协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