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县志

《丹凤县志》序

本境建置四千年,始有此历史上第一部方志问世,诚属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国语》谓:“多闻善败,以鉴戒也。”地方志容“为政之术、治世之方、作学之道”,是一方盛衰之实录,是资治辅政之大典,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可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依据和借鉴的地方百科全书。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地方志。1929年红军打下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首先找来《兴国县志》以掌握县情。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多次倡修地方志,1958年10月起草了新修地方志草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还将《华阳国志》印发给每个与会者。九十年代,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突出强调“要加强国情教育”。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着重记述当地历史和现状,是全方位、多角度记述地情之总览,正是进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

丹凤县城龙驹寨,向以水旱码头闻名遐迩。县境又是古代著名改革家商鞅的封邑,为变法首善之区。宋代辅佐王安石变法的章惇曾任商洛县令,故本境素具革故鼎新之传统。丹凤还是“盘龙卧虎逐鹿地”,刘邦、黄巢、李自成、王聪儿、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军的金戈铁马辉映商山。特别是徐向前、贺龙、程子华率领的三支红军和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将士先后转战境内,创建了著名的“鄂豫陕苏区”和“豫鄂陕边区”。自1927年建立中共龙驹寨特支始,本地人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徐宝珊、巩德芳、王柏栋、罗锦文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碧血长埋,英风永驻,为我们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中国有句古语:“覩乔木则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县志,正是地方文献。我们要将县志中上述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史料”作为“乡土教材”,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经常普遍开展历史知识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不断增强他们的历史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在思想上进一步树立起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以极大热情和百倍干劲投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治党、致富、治安”三件大事,推进改革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创实绩、建功业,为“兴丹富民”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县志编纂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上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专家教授的悉心指导,国内外丹凤籍著名人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艰苦、辛苦、清苦的县志修纂者们,雪几挥毫,芸窗染翰,案牍劳形,皓首穷书,而终成是帙,理所当然应受到今人和后世的敬仰。

中共丹凤县委书记 辛继先

《丹凤县志》凡例

1.《丹凤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力求增强新型方志的思想性、科学性及资料性。

2.本志系丹凤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力求“通合古今”。上起事物发端,或可溯史料,下迄1990年,个别内容稍有延伸。

3.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记、志、传、图、表、录及照片综合运用。平列设置专志,按章、节、目依次逐级叙述。

4.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书面语言。寓观点于资料记述之中。

5.人物生不立传。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非本籍出生但在当地有突出业绩者兼收。以影响较大为入选标准。立传人物,卒年为序。生人只入录、表。《人物志》中未写籍贯者,皆本县人。

6.古地名,加注今名;历代机构、官职,用当时称谓;对人直书其名,不加贬褒定语。

7.民国前用汉字纪年,以括号注公元年代。公元年代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二十世纪年代均直书,如五十、八十年代。“解放前”,指1949年6月1日本境解放之日前。

8.古代计量单位,从当时习惯。与当代对比时,则换算为公用制。现代计量使用通用计量单位。

9.数字表述,约数用汉字,确数用阿拉伯字,5位数以上以万为单位。

10.引文来自专著者,加注书名;各级各部门之档案及口碑资料等,为节约篇幅,不注出处。

《丹凤县志》后记

（一）

是志之编纂，1982年拟订提纲，征集史料。《给全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后，鱼书频来，鸿雁远至。包括（全国政协常委）、（李宗仁代总统之中将高参）等纷纷向桑梓惠稿。

专业人员，更以修志前贤为榜样，“柱杖荷竖，登陡岭，求古昔摩崖之作”，躬行于实地调查。获家乘族谱36部，石刻碑碣260余块，历史及现代文物百余件。为志好丹江，曾亲历三省三市三县，对各相关码头、航道、航运进行全面考察。进而稽查古今档案、图书资料，并向专家、教授质疑问难。特别是，为征集“苏区”、“边区”史料向遍布全国的丹凤历史亲历者发函。对主要当事人，则登门采访，包括汪锋、任质斌、、郭述申、夏世厚、顾大椿、许道琦等中顾委、中委；刘庚、王杰、陈效真、等省、地领导干部及赤卫队、游击队骨干。撰写传略、回忆录、谈话纪要40多篇。几年来，我们共征得各类县志资料300余万字。

（二）

征回的大量资料，难免穿凿附会，溢美夸饰，虚构伪史，众说不一。为编出一部信史，我们“多闻而有所择”，“无征不信”，“孤证不立”，进行认真考证。

(1)文证

口碑资料，不经考证，难以为信。考证诸法，文证最为常用。“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对口碑资料，我们尽力寻求与史实年代接近的百里内之人，所写百年内之事的史志文献核对验证，以纠其舛谬。相传，李自成当年曾在商洛山棣花铺烧过一户财主的大院，并题诗平残垣断壁：“偌大的院子，偌大的房，不给闯王留一点粮，解（音海）气烧了你的房。”这首墙头诗，比《李自成》小说中李自成所作的《商洛杂忆》一诗，更附合李的身份、教养、气质，且使用了陕北方言。但我们却未敢有闻必录，而是认真查阅《明史》、《通史》、《延绥镇志》等，坐实李自成曾多次亲临商洛。特别是，乾隆九年王如玖主修的《直隶商州总志》有：李自成“败于山海关……，至棣花索粮不应，屠其寨”的记载。尽管该志未载原诗，但所记时间——“败于山海关”，为闯王最后一次历商，与史相附；地点——“至棣花”；因——“索粮不应”；果——“屠其寨”均与题诗全部吻合。到此，我们方认为此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历史。（但仍注以“相传”）

另，棣花街金代建筑二郎庙，为商洛地区现存较早之古建筑，并载《全国名胜辞典》。据当地大多乡老回忆，二郎庙原塑杨戬。然扬戬这一艺术形象本身仅始于明清代之《封神演义》、《西游记》、《劈山救母》等作品，而二郎庙之字梁枋标明该庙建于金大安三年。金代尚无杨二郎，何以有二郎庙？为辨明口碑真伪，我们终自《朱子语录》找到答案。谓：“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而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初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谓他是什么真君”。由于二郎初为战国水利家李冰，宋代改为李冰次子，二人均在金代以前，从而清除了时间矛盾。又经查阅《辞海》，称杨戬“疑从李冰次子故事转变而来”。这样，棣花二郎庙可解释为初祀李冰次子，明清修葺时改祀杨戬。运用书证时，我们尽量追求“三最”，即：最知情，最权威、最新研究成果。所谓最知情，即尽量搜求第一手资料——亲历、亲闻、亲见者著述。所谓最权威，即指知名度较高之著述，尤应重视档案资料。如1938年，王柏栋是否在县境建立过党支部？开始众说不一，后来在省档案馆查到了王柏栋给省委的三封亲笔信中具体提到当时的党支部及其活动，因之最具权威性。所谓最新研究成果，如现代学人之论文，出土文物报告等。商城遗址的确定，即采用1985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结论：“丹凤县古城村战国秦商邑遗址”。

(2)理证

许多史料，虽也见诸典籍，来之有据，但仍须推情度理，以大无畏精神发疑探微，深究真膺。

《陕西通志》卷十八，载有：“武关西北二十里商城是也”。然武关西北二十里山高沟深，岩崖嵯峨，根本无建城条件。后经反复查考，发现盛弘之《荆州记》中载有“武关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商城，谓故邑也”。复经请教专家学者，指出《陕西通志》误记。

《直隶商州总志·艺文》，录有李白《山人劝酒歌》：“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解放前龙驹寨“四皓牌”葡萄酒之出国商标，即据以标榜“商山四皓”，因辄饮商山葡萄酒而童颜鹤发，寿至耄耋”。然汉武帝时张骞始从西域引回葡萄，而秦末隐居商山的“四皓”，如何在尚无葡萄之年辄饮葡萄酒泥？据此推理：李白诗中“四皓”所饮之酒，只能统称为商山酒，绝不能写成商山葡萄酒。

(3)物证

各证之中，以物证尤为重要。我们谨遵“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指导思想。

为探讨丹凤地质发育史，经稽《陕西地理》等书得知早在十亿年以前的震旦纪中期，因地球出现海浸，商地变为海底。到了四亿年前奥陶纪末，方结束海浸，使沧海变为桑田。虽然查到书证，我们又去努力搜求查考物证，终在商镇麻池等地的一些山巅发现响沙，说明当初曾是水底；又在丹江沿岸发现诸多海浸结束时因水压不足，尚未变为山石的遗迹。到此，方才坐实。

武关关址，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一说，一直在今址；一说春秋设关于今址（名少习关），战国移荆紫关附近，北朝迁竹林关，唐复迁回今址。对此，我们未敢轻易苟同一方，而是尽力考校，寻找力证。直到我们从武关出土文物中发现了“武侯”瓦当、“千秋万岁”瓦当；陶质五角形下水道管（类龙首村汉宫出土物）……等物证，始初断武关一直在今址。

在采访口碑时，有人提供：1927年国民党在龙驹寨的第一个区分部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然不少人尚有怀疑。后来，于省政协副主席范明家中，征集到当时“中共龙驹寨特支”成员和国民党龙驹寨区分部成员的合影，方才定论。

（三）

1984年11月，由商洛行署专员周述武主持，行署顾问郭三田、陈寿益及地、县方志工作者参加，曾对《丹凤县志》试写稿进行过研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吴刚亲自到会指导。会后，经过三年的加工修改，始提交初审。初审历经四个层次：一是社会各界评。曾召开全县各界知名人士审稿会。又将全县划为三片，广泛征求当地各阶层人士对志稿的意见，从而纠正、补充了百多条史料。二是业务部门评。将志稿交由相应之业务主管部门审阅，并签名（盖章），以示负责。三是县志办自评。由县志办全体撰稿人员于成稿后集体讨论修改。四是正式通过县级一审。除由主管县长贺容德对全志通审外，各编纂委员每人承担一至三册审稿任务。共提出200多条修改意见。在分散审查的基础上，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于1989年10月6日正式召开会议，集体讨论。在编纂委员会通过后，复于1989年10月14日提交中共丹凤县委常委会讨论审查。县委书记程涛主持会议，副书记、县长王武雄、副书记贺容德、常委任志彪、薛书喜、阎克让、李金明、李伯崇等到会。会上县志办主编汇报了志稿编纂情况并提出几个需要商定的问题后，人人发言。一致认为：《丹凤县志》稿填补了丹凤历史上一大空白，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濒临泯灭的珍贵史料，使读志者对六千年来的丹凤史有了概括了解；志稿改变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偏向，以浓墨重彩记述经济，反映丹凤生产力的兴衰起伏，使今后执政者藉以了解“兴丹富民”的各种潜在优势和经验教训；志稿在“新”字上做了一定努力。人口、生态、国土、扶贫、乡镇企业等新的热点问题均在志稿中作了专志、专章集中记述。特别是，该志对丹凤革命斗争历史、古代军事要塞、水陆交通要冲、码头经济、“郊野之富，号称近蜀”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等地方特色作了详志。

1990年6月8～11日，商洛行署在丹凤县招待所召开“《丹凤县志》稿评审会议”（二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给会议发来贺信。会议由行署常务专员、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陈再生及行署秘书长范灵茂主持。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副编审解师曾到会指导并写了近万字的修改意见。口头或书面发言的有地区志稿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除新荣（副编审）、委员李文实（副编审）、牛树林（副教授）、何宏涛、赵学礼、罗金鉴、陈志昌、李文举（高级教师）、安邦（副编审）、郝臣杰、时运生、姚怀亮、陈道久、龙赓贤（副编审）。特邀专家、学者及方志同仁有李高信（研究馆员）、刘九如（高级经济师）、宏学凯（高级经济师）、汪效常、武怀发、王建军、许大昌、李彦辉、洪彰善、郭庆年、杨树莲、陶和平、罗才斗、唐汉承、贾开业、范自明、何宏志、黄岭峻、韩淑兰、屈江枫、邱胜军等共提出各类意见、建议400余条。二审修改稿，于1992年4月29日，经商洛地区方志办公室会议讨论，提请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会议及专员办公会议通过，正式上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冀东山、县志处处长董健桥亲自抽审了政治部类各志及其他各志之重点章节。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特邀审稿人、原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副校长翁维选教授通审了全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92年6月9日召开会议，由主任朱星联主持，副主任冀东山、鲍澜及县志处处长董健桥，秘书处处长张志熙、副处长周宝珊，出版处副处长冯鹰等到会。吸收商洛行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徐新荣，丹凤县副县长屈大宝及县志办公室主任、主编童正家参加，正式通过终审，同意《丹凤县志》交付出版发行。

（四）

由于县志编纂过程较长，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多次变更，除扉页所载最后成书时之编委外，历次主任委员有：赵国欣、赵安阜、房君昌、王武雄；副主任委员有：石允堂、王新丰、李彦华、吴存财、李访山、于中祥、王平、周志斌；委员有贾秀文、余振东、崔广福、王立章、屈超耘、王福存、、侯怀璧、李伯崇、杨勇、、彭崇德、史正喜、王贵儒、陈希成、陈书灵、张开发、李忠英、刘玉祥、刘志文、许文荣、刘兴汉、姜恒明、卢志华、孙志强、刘逢生、贾宽荣、刘金才。

积极为本志惠稿、提供资料者有：韩述绩、王殿林、马子才、、、梁维厦、、郭民钟、董文凯、王耀华、贺云龙、贺进雅、樊志德、、王宽亮、白书喆、王怀如、周鼎民、朱彦芳、余书俊、杨文聪、张维栋、杨生民、罗俊胜等。

应聘（邀）参与本志资料征集研究整理者有：杨鹏飞、、周平龙、陈荣、焦炳烈、张耀南、秦聚宝。

除扉页署名之编者外，参与本志试写稿之编纂者有：、拜东涛、刘逢生、张宝藏、陈卓成；参与初稿编纂者有：、王卫民、张建民、王志武、童鹰。

关心支持指导本志编纂的领导同志、教授、学人及各界人士有、李正文、校正、张秀绒、梁喜元、张志琛、鱼雁、马瑞民、张远广、宋德明、牛树林、侯甬坚、王翰章、王世昌、王开、翁维谦、赵学文、汪迎春、张德信、周星、王平轩、周宇、周春荣、李克昌、葛维竣、刘庭芳、赵晓峰、张英、魏振中、石云祥、贺本明、李忠民、刘建中、马正、贺增林、石祥民、牛树本、牛新亚、段小平、刘凤皋、王永宏、叶光芒、习召、姜万海、张廷华等。

今当出版之际，谨对上述各位先生、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囿于水平且资料奇缺，舛讹疏漏难免，特敬请各界读者斧正，尤期就教于方家。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