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县志

《山阳县志》序

陈元方

新编《山阳县志》初稿脱稿，我曾修改了一遍，时在1987年10月。最近终审时，我又修改了一遍。我以为新编《山阳县志》是当前陕西新编县志中编纂得比较好的一部。它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的县情。就其政治性、科学性与资料性而言，比历代旧志超出千百倍。

山阳地处秦尾楚头，人杂南北数省。1987年秋，我去山阳参加新编《山阳县志》稿的评议，走了一些地方，看到：这是个“一山未尽一山迎”的山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颇似那漫山花木，郁郁葱葱，灿烂多彩，蒸蒸日上，形势很好。这说明，只要政策对头，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事情就不难办好。

山阳县的中部有座横亘东西的大山，名叫鹘岭，历史上曾是秦楚的国界和宋金的国界。有趣的是，岭北的居民多为“大槐树人”（山西移民）的后裔，岭南的居民多为“下湖人”（江淮移民）的后裔。南北文化长期交融，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新编《山阳县志》恰到好处地记述了这些特征，读来很有地方特色。

在新编《山阳县志》稿评论会上，我曾针对当时方志编纂工作中一些倾向，讲了一些意见，题为《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主张对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记述，包括历次政治运动、左倾失误和“文革”动乱等等都要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办理。就是说在地方志的编纂中，无例外的也有一个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问题，该记述的不宜回避、隐瞒。否则思想保守，心有余悸，这也不敢记述，那也不敢记述，就势必违背党的决议精神，也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应该的。总而言之，要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山阳县的领导和县志主编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根据《决议》精神，作了应有的记述，这是值得称道的。

山阳这个县，虽然山大谷深，交通不便，山货土特产常常出不来，而有些“风”却可以吹进去。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受“左”的影响，“五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严重，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怕成为右倾保守，怕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敢讲真话，不敢如实反映存在问题，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发生饿死人等恶性事件。在“文革”动乱时期，又“左”了一阵子，“夺权”呀、“武斗”呀、“大批判”呀，反对“唯生产力论”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呀，大搞“逼供信”，迫害干部群众，致死致残数百人，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新编山阳县志实事求是地作了记述，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情况依据和经验依据，体现和发挥了地方志书“资治、存史、教化”功能，有益于当代和后代，实在是件大好事。

新编《山阳县志》只有五十多万字，文约事丰。它纵记一千七百年的县史，横列三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县情，资料翔实丰富。葜篇目简明，归属得体，通篇由主编一笔纂就，文风统一，文字流畅，具有可读性。一编在手，县情了如指掌。这表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的新编县志篇幅应控制在30～50万字的要求是可行的。

山阳属秦巴山区贫困县之一，有限的资金急需用到经济开发中去。山阳县志办的同志体谅县财政困难，办公因陋就简，花钱精打细算，编制人员少，工作效益高，这种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勤俭办事业的精神不正是延安精神么！它较之那些“不给钱则不办事”或“钱给少了也办不成事”的人们显然要高尚得多。

1990年7月

《山阳县志》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成。全面系统地记载本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二、内容详今略古，详独略同。明清前、民国时、建国后的文字篇幅大体为3:2:5，着重记述现代历史与当前现状。力求体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突出反映地方特色。凡选入志书的资料均讲求应用性和可比性，以显示志书“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

三、体例采用平列分目法，设编、章、节三个层次。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竖写，条分缕析。凡性质相同的事物，独立归属成章，打破时间、空间和社会分工界限，避免迭床架屋，结构臃肿。先后顺序按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排列，一般先自然环境，后社会生活。在自然门类中先无机物，后有机物；在社会门类中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在经济门类中先生产、再交换、再分配等等，以符合科学原理。

四、体裁按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分别运用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其中。文体采用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寓褒贬于记述之中，不发空论。

五、上限不作统一划定，一般则按各章节需要和既有资料，从实际出发，尽量追溯到置县时或事物肇始时；下限则断至1989年。凡需要系统记述的事物，不论上限起于何时，都将全面表述其历史进程，达到“纵不断代”之要求。

六、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和历史时期的政权、职官等称谓，均依从传统习惯，必要时注明公元、今地名、相似现在职务。人物性别，凡未注明女性的皆男性。

七、数字运用遵照以下原则：概数和表述数用汉字数列，确数和统计数用阿拉伯字数列；历史纪年和专用称谓用汉字数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数列；夏历月日用汉字数列，公历月日用阿拉伯字数列。节以下数序，十以下的用汉字数列，十以上的用阿拉伯字数列，只够偶数的用甲乙表示。

八、标点符号按照规范用法。需要说明的是，本志采用横排版，为方便起见，人名、地名、官职名概不标号。凡统计表中的阿拉伯数字，一律省去千分号；而志文中的阿拉伯数字，五位数以上的则用千分号。

九、选用史料，存真求实。凡建国后之统计数据，均以统计部门核定后的数字为准。所引用已出版书籍中的文句，一律注明出处。

十、有关经济方面的稀有金属、科技方面的工艺流程、军事方面的武器装备等内容，或略志梗概，或约代绝对数，以符合保密规定。

《山阳县志》跋

新编《山阳县志》工作，从1984年开始，大体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征集整理资料。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征集部门资料。按县志篇目要求和部门工作性质，分别承包资料征集任务，经两年半时间，征集整理出县志资料200万字。二是查阅整理历史资料。到文档部门查档，到民间普查家谱、碑石，多方索取资料。还对民国编的《山阳县志》进行点释，铅印3000册，在全国内部发行。三是公布资料让群众鉴定。县志办印发《县志资料》35期，20多万字，发至乡镇，征求意见。还举办“话说山阳”广播专题节目，在一年半时间内，播出本县有关历史、风情等方面的稿件百多篇。不少人听到广播和看到《县志资料》后，对县志工作产生兴趣，主动到县志办献送家谱、文物等珍贵资料。

第二阶段是编写县志初稿。这项工作大体用了一年多时间。方法是在篇目拟订定妥，资料征集齐备之后，按各编章节，分别试写、修改、总纂，打印成稿。起初，由于缺少理论指导，曾走过一段弯路。后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学习理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获得较好成效。还联系实际，撰写8篇论文分别在省内外史志刊物上发表。

第三阶段是审查修改完善。先后审查修改三次：

第一次，1987年元月，我们对县志稿进行了初审。参加初审的有县委书记冀东山，副书记赵克文、冯庚武、杨德善；县人大主任华成久，副主任杨守财、张本炬、周蝉、王洪德、畅生德；县长刘孝文，副县长王武雄、支振玉、王金亮、窦民生；县政协主席李松杉，副主席张明亮、张智让；县纪委书记武治邦、人武部政委黄永声、组织部长郭正友、宣传部副部长陈健、党史办副主任陈庆华、人大办主任屈传玺、政府办主任段学武、劳人局长朱大全、财政局长王宣华、民政局长赵彦洲、广播局长吴周山、教育局长刘继成、卫生局长汶纳才、档案局副局长刘均怀、交通局长孙治合、文化局长朱俊海、统计局长李明儒、统计师陈大勤、计经委主任鱼德源、农委主任张耀民、科委副主任雷警惕、计生委主任李淑嫒、政协秘书长陈万庆，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杨秀林、教师进修学校党委书记李建德，校长方家驹等共50多人。每人发志稿一套，全面浏览，重点修改。这此初审，着重对事实和数字进行了核准。

第二次，1987年秋，省、地、县三级方志界领导、同行共40人会集山阳，对山阳县志稿再次进行评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亲临山阳，帮助修改山阳县志稿。他针对全省存在倾向性问题，写出《注意新编地方志政治质量》的报告，强调新编地方志要对左倾失误、“文革”、拨乱反正与改革作翔实记述。商洛行署专员梁玉昆，就如何编审地方志问题作了讲话。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解师曾和商洛地区方志办主任徐新荣同志也分别写出万余字的修改意见。商洛地区地方志审查委员会主任范灵茂，副主任鱼安治、王立志，委员李文实、彭厚儒、罗金鉴、唐庆华、张中山、陈志昌、赵学礼、何宏涛、李文举、牛树林、安邦、姚怀亮、谭学礼、童正家、龙庚贤、刘国光、郝臣杰，省、地及商洛各县方志办同仁杜志义、何宏志、寇忠信、瑚百宣、程家训、薛宏焰、彭荣远、罗才斗、陶和平、王俊魁、贾开业等参加了评审。这次评审，共征得意见500多条，县志办采纳大家意见进行修改，并对“文革”和“左的失误”作了集中记述。

第三次，1988年9月，地区召开新志编纂质量研讨会，对山阳县志稿进行了研讨。参加研讨会的有地区地方志审稿委员会部分委员、各县志办和地区教育志、广播志的主编、编辑共30多人。会议对山阳县志稿的《政治编》、《农业编》、《人物编》进行了详细研讨。会后，我们以大半年时间，对志稿进行再修改，对《政治》、《农业》等编章作了较大改动。

第四阶段，出版发行。志稿几经修改，于1989年10月上报终审。商洛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90年5月通过报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90年6月批准出版。

新编《山阳县志》稿，类分13编，54章，174节；前置《综述》，后殿《大事记》，共57万字。附有地图、彩照30幅。按性质分：自然经济类6编，23万字；政治军事类3编，10万字；社会人文类4编，15万字；《综述》、《大事记》等综合类9万字。在总体结构上，突出了自然环境与经济人口志的份量。

各编初稿，《工交》为董长银纂，《财贸》为王惠蓉纂，《军事》为陈书启纂，《文教》为侯培彦纂，其余为陈道久纂。

本志采用大量史志资料、图书资料、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除已署名者外，还有徐廷范、李振堂、赵晓峰、徐启发、李俊堂、陈学友、喻文贤、韦文清、郭树人、陈大勤、何遐隆、武传隆、杨新稳、徐文秀、王祥平、孙永文、南荣发等同志先后为本志提供和整理过资料。

县志编委会1983年与县委党史办合署。1984年成立时，成员由15人组成：主任刘孝文，副主任李松杉、支振玉、鱼得源、陈道久，委员朱大全、王洪德、朱俊海、刘继成、王宣华、赵彦洲、陈清华、杨秀林、李明儒、谢志敏。由于人事更动，1989年8月再次调整（名单见扉页）。在编审、出版过程中，县委书记张元科、马仁照和分管县志工作的副县长成传喜、王武雄、郭小川等先后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件新事，需要一个探索过程，新编《山阳县志》正是在这种探索中完成的，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其他多种因素限制，志书质量还不够理想，舛误疏露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山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1990年11月